勇夺5月国产新片口碑冠军，成年人也看哭了！

1905 电影网专稿 日前上映的《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以 8.1 分的豆瓣开分成绩，成为 5 月国产新片口碑冠军。

影片在上映前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男演员等诸多奖项肯定，上映后也收获观众如潮好评。许多人或许此前没听说过这部作品，看完后可能就把它列入了年度十佳。

为什么口碑这么好？

故事围绕三年级小学生朱同在学校一天的故事展开，这一天既普通又不平凡，交织着他在校园生活里的苦恼和他脑海里的各种奇思妙想。

为不及格的数学卷子发愁、迟到被班主任罚站、上课找不到英语书、不知道怎么检讨、烦恼能否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广播操比赛 …… 一桩桩烦心事纷至沓来。与此同时，朱同遇到偷试卷的“鸟人”、目睹班主任在走廊上追打外星人、看到会说话的蜜蜂和小花 …… 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童真趣味。

作为常年活跃在舞台上的戏剧人，导演王子川在《非常悬疑》《雷馆》等戏剧作品里展现的脑洞大开、不按常理出牌的舞台风格，也延续到他第一次当电影导演的这部作品里。

在 1905 电影网《对话》栏目采访中，王子川形容这部电影“就像我提供自己的一个信号，变成一个小小的发射器，期待有接收器能接收到，不断和它共振”。而懂得王子川表达的观众，自然会明白、会喜欢、会共振。

小学生朱同的形象来源于导演本人，浓缩着王子川小时候的影子，是他对童年印象的一个符号。他在电影开场时特别设计了一个画面，对准拍摄班级学生们培育的水仙，朱同带来的却是蒜头。

朱同就像是在一盆盆“水仙”里突兀冒出的一颗“蒜头”。很多人在朱同的这个年纪，或许也像这颗“蒜头”。

因此本片是儿童题材，但也不能简单归类为儿童电影，反而老少咸宜。如王子川所说，朱同是一个“成年人语境下的小朋友”，透过他的视角带领大家重返校园童年记忆，成年人观众更能感同身受。

关于这部电影的故事，以下是导演王子川的讲述。

毕业做剧团的时候，就想剧团做个十年就去拍电影，所以每段时间都会写点东西。当时饶晓志导演来看我的话剧，他问我有没有想跟他一起做电影，我说行啊，把这个故事的大纲给他，他看完后挺喜欢，说那就拍吧，他觉得我舞台剧都能弄，拍电影也没问题。

如果这个大纲再放一段时间没有拍，新鲜劲过了，我可能又想做别的了。饶晓志作为监制，一直给我打气，他是促成这部电影能够完成的人。

那段时间，我想到一个名字叫“时代在召唤”，想到一个小孩在跳操，然后被老师拍了一下，他以为老师想让他去参加广播操比赛，就这么一个小的情境，然后写了个大纲。

我写舞台剧的习惯是先做一个结构性的内容，写一个框架，内容层面再慢慢填，结构会给我提供一种创作快感，或者说是讲故事的安全感和冲动，所以当时就想到一个小孩在学校里一天的事。

这个故事的灵感主要来源于我的童年经历，我小时候差不多就像朱同这样。因为我小学住校，但不跟同龄人住，跟五、六年级的人住一个寝室，所以焦虑，是在一种与日俱增的焦虑里度过，这种焦虑可能是不安全感。

电影里的朱同，试图用他的想象去稀释现实世界里的焦虑，他会想象一个虚拟世界或者想象他不在那里。而朱同的同学，比如被叫家长、但很聪明的张秋，很酷的女孩贺娜，他们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知道怎么面对困境，给朱同带来了更有生命力的东西。

所以我把我的一些成长经验和审美趣味，整合成这样一种叙事。朱同就像是我童年印象里的一个影子，我不希望他是一个实打实的人，我希望他是一个符号，一个我对童年印象的符号。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观影记忆是看《红高粱》，作为演员第一次和电影接触是 2019 年演的《寻汉计》。我喜欢看电影，喜欢阿巴斯、安哲、贝拉 · 塔尔的电影，也喜欢漫威、DC、卡梅隆的电影，什么都看。

阿巴斯导演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也是一个小朋友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我在拍摄的时候，就拿着他的那本书《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看，里面有很多他对艺术创作的思考，我听取了里面的一句话——“我应该感谢你们很多人没有用手持摄影机拍摄。上帝保佑那些用三脚架的导演。”

除了有两场戏为了抢时间用了斯坦尼康以外，这部电影的大部分镜头基本上都是用三脚架来拍的。从戏剧到电影，我最担心语法出现错误，好比用外语写作，最基础的语法不能有错，所以在前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画分镜，跟摄影指导一起定整部戏的基调。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定了一些小的戒律，希望电影的语汇是统一的，整体的影像气质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最终就是一切从简，用固定镜头的呈现方式，拍一个全景，拍一组正反打，用最简单的拍法。

男主角岳昊在试镜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见过他，很有亲切感，我喜欢他身上的一股劲，其实就是“眼缘”。整部电影的主要小演员有十多个，有些之前就有表演经验，在电影开拍前，表演指导带着他们做了两周多的表演训练。

在我看来，表演是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也有游戏规则，让他们在规则里玩，玩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剧组体量也不大，整个导演组包括表演指导就 4 个人。拍片现场最多的时候有四、五百个孩子，小朋友们拍电影都很开心，现场就只能靠喊，“连哄带骗”就这么拍下来。

我最喜欢最后一场大操场的戏，我们在贵州拍摄，从筹备到拍摄一直是阴天，中间还下大雪。到了这场戏，天突然就晴了，摄影还愁不接戏，我觉得没问题，一天里出个大太阳挺正常，最后看到朱同在那笑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事成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说书人，靠编故事、讲故事挣钱，这是我的行当，我的手艺，对我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之前在舞台做的所有创作，都是针对成年人观众。我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从没想过受众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但毕竟这是一个成年人语境下的小朋友，所以可能成年人观众，尤其志同道合的成年人，会感到有趣。当然很多小朋友来看，他们的反应也挺开心。

这部电影就像我提供自己的一个信号，变成一个小小的发射器，期待有接收器能接收到，不断和它共振；就像一只小动物在大森林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如果它也听到了同样奇怪的叫声，就知道原来森林里不是只有我，或者别的声音也回馈它了，那也是一种陪伴。

我希望大家看完会喜欢，提供给大家最近流行说的“情绪价值”。前几天路演的时候，有一个观众站起来就哭，她看完很感动，应该是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一名女观众，我还挺出乎意料的。

这让我想到小时候吃的中成药小糖丸，吃到糖衣挺开心，把糖咬碎了，尝到里面药的苦，就会流露出一个苦到的表情。这部电影和她共振了，拨开糖衣，可能也看到了一个相似的童年回忆。

对我而言，戏剧和电影是两种趣味，很难转换。戏剧的趣味是假定性的趣味。戏剧中的观演关系永远是建立在同一时空的基础上的。我创作的所有的舞台剧作品，都希望观众知道我们在同一个空间里，我们呼吸这同一个空间的空气。电影则不同，它和观众永远不可能在一个时空，但它可以还原一个时空或者说创造一个时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趣味。

所以，我不会把《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搬上戏剧舞台，同样，我的戏剧作品也不会改编成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