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早期的洞窟里，室内面积最大、供养人最多的，无疑就是北周时期的第428窟了。第428窟室内面积达到178.38平方米、供养人像多达1200身，结合壁画风格所属时代，这座洞窟被学者认为很可能是《李君修慈悲佛龛碑》（简称《圣历碑》）碑文所述建平公所开凿的那座大窟。

建平公，是北周时期重臣于义的爵位，用爵位来称呼于义，是初唐武周时敦煌人对于这位前朝父母官的尊称。于义是关陇集团初代成员于谨的儿子，于谨则是北魏初年被称为“黑槊”的名将于栗磾之后代，本姓万忸于氏，因于栗磾军功显赫，于氏家族早在北魏中期就成为北魏王朝的名门望族。于谨是宇文泰继承贺拔岳军团建立西魏、宇文护拥戴宇文觉称帝建立北周的主要支持者，也是宇文泰在大统年间创建关陇集团的初代成员。

于谨诸子在北周、隋朝都混得风生水起，于谨子孙更是在日后的唐朝成为一等一的显赫望族。关于于义与莫高窟第428窟的故事，我们需要从关陇集团讲起，这也是我们理解第428窟为何如此之大、供养人如此之多的“不二法门”。

关陇集团的崛起与嬗变

于义所从属的关陇集团，其实只是史学大家陈寅恪为方便人们理解西魏、北周、隋、初盛唐时期的政治发展，而提出的一个笼统概括魏周隋唐统治集团的概念。关陇集团本质上是一个相对松散的人群，这个集团内部不是一致对外，相互之间也存在利害冲突。甚至，因为魏周隋唐的多次高层政治斗争，关陇集团的领袖人物与核心圈层也经历过多轮洗牌迭代。大体而言，宇文泰在大统年间，通过府兵制为中心的一整套改革，建构起关陇集团的初始班底，而后由宇文护、杨坚、杨广、李渊、李世民、李治分别在一次次政治斗争后主导起关陇集团的至少六代班底。

在元荣去世、邓彦夺权、申徽平乱之后，西魏在废帝二年（553）与恭帝元年（554）先后吞并原本属于南梁的巴蜀地区与荆襄地区，并且在江陵（今湖北荆州）扶持起以萧詧为首的傀儡政权，史称“后梁”或“西梁”。西魏由此从南北朝后期西魏、东魏、南梁三国中领土面积与综合实力最差的一方，转换为与北齐、南陈相比，领土面积最大、综合实力居中的一方，西魏权臣宇文泰由此达到人生威望与权柄的巅峰。

然而天不假年，西魏恭帝三年（556）十月，西魏权臣宇文泰在北巡过程中去世，临终前，宇文泰将权柄与幼子托付给侄子宇文护。由于宇文泰的死亡相当突然，而宇文泰与西魏文帝元宝炬之女元胡摩所生嫡长子宇文毓刚刚14岁，唯一相对大龄且成活的成年儿子只有庶长子宇文觉。宇文护虽然是宇文泰的侄子，但他其实只比宇文泰小6岁，是宇文泰长兄宇文颢（战死于六镇之乱）之子。宇文护与他的亲哥宇文导（554年去世）一直是宇文泰掌权西魏时的左膀右臂。在小叔宇文泰突然去世、侄子年龄太小的情况下，宇文护是唯一合适的托付之人。

为巩固宇文氏家族的权柄，宇文护在557年初拥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孝闵帝），建立北周王朝。然而，新生的北周政权，从一开始就君权旁落在宗室权臣宇文护手上，宇文护还利用这份威权先后杀害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两位傀儡皇帝，不服宇文氏家族取代西魏或不服宇文护专政的第一代关陇集团权贵（独孤信、赵贵等宇文泰当年的同僚）也被宇文护杀害、排挤、打压。

当年以“六柱国”为核心、兼顾西魏宗室的关陇集团初代核心团体，至此重组为以宇文护为中心的第二代关陇集团核心领导层。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与阎立德的祖父阎庆，正是宇文护的表兄，阎庆的姑姑就是宇文护之母，虽然阎庆并不依附宇文护，但阎氏家族正是在宇文泰、宇文护时期成为关陇集团核心成员的。

比起阎庆，于义之父于谨就很看得明白形势，正是他在宇文泰去世后率先站出来支持宇文护。但于谨的支持并未达到趋炎附势的程度，作为西魏北周元老级存在的于谨，还有拥戴宇文泰、交战东魏、平定荆襄的从龙之功与赫赫战功，这就为于氏子弟的发达奠定了长久基础。哪怕宇文护在建德元年（572）被北周武帝宇文邕杀害，权力重新回到北周皇帝手上，于氏家族的地位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于谨诸子的从政之路也青云直上。

历任瓜州刺史

我们先把视线拉回敦煌，在申徽离任与于义到任瓜州刺史之间，先后有韦瑱、段永、李贤担任瓜州刺史一职，申徽在西魏大同元年（535）便投奔宇文泰，担任记室参军兼主簿，是宇文泰霸府的早期僚佐之一。韦瑱则是西魏朝廷所在的长安本地豪族出身，在西魏初年便担任宇文泰的行台左丞；段永则是在西魏立国后投奔过来的段氏鲜卑后代；李贤更是早在宇文泰初掌关西大军时便投奔宇文泰。

其中，韦瑱与段永都参加过西魏早期应对东魏攻击的潼关、沙苑、河桥之战，李贤则是西魏重镇原州（今宁夏固原）的豪族，不仅帮助宇文泰稳定原州，甚至还帮宇文泰抚养儿子宇文邕、宇文宪。可以说，这四位都是宇文泰的铁杆心腹，不是掌握军政机密，就是从尸山血海里为宇文泰拼杀出霸业的干将，甚至是可以让宇文泰把儿子交给他养的心腹。从这四位接连担任瓜州刺史，就能看出西魏宇文泰与北周宇文护对瓜州敦煌的重视程度了。

申徽在大统十二年至十七年（546—551）年间主政敦煌，接任者不明。西魏恭帝三年（556），韦瑱被任命为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坐镇敦煌，任期三年，直到北周明帝二年（558）左右卸任。在任期间，韦瑱清廉节俭的美德，促进了瓜州敦煌营商环境的改善，由此获得敦煌老百姓的交口称赞，韦瑱作为久经沙场的名将，战略能力与军事能力也很强，或许挫败了周边势力的袭扰，更有利于敦煌的稳定发展。甚至韦瑱到期离任时，敦煌百姓追着送别，他硬是被拖延十多天才启程东归。瓜州敦煌也是韦瑱一生主政的最后一地，卸任不久，韦瑱便在家乡长安去世。

接任韦瑱的，很可能是段永，段永的任期大约是北周武成元年（559）至保定元年（561）之间。段永也是一位能征惯战、轻财好士的好官，朝野名声非常好，想必其在任敦煌期间，对敦煌的稳定发展也有一定贡献。段永之后，李贤被宇文护掌握的北周朝廷任命为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而这时李贤的“职级待遇”则是“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军政级别相当之高。

李贤之所以在保定二年（562）以如此之高的级别空降瓜州敦煌，不仅仅是北周重视瓜州的惯例，也是因为李贤受到宇文护的排挤所致。在此之前，李贤的侄子李植因为不满宇文护的专政，在明帝元年（557）年便试图谋杀宇文护，奈何事情泄密，不仅李植被杀，李植之父、李贤之弟李远也被宇文护逼死，这就让本来在西魏时期便功勋卓著的李贤受到牵连，以至于到保定元年的四五年间，李贤的军政级别与待遇都被免除。直到曾经在李贤家里养了6年的宇文邕被宇文护拥戴为皇帝，作为皇帝养父的李贤这才恢复待遇并且被授予军政职务。

李贤在瓜州刺史任上也干了三年（562—564），三年任期后主政河州（今甘肃临夏），担任河州总管、三州七防诸军事、河州刺史。根据宁夏固原李贤墓1985年出土的《大周柱国河西公李贤墓志铭》记载，李贤在瓜州主政期间“利建茅社，启土宇于河西。分竹敦煌，仍专万里之务”。学者贺世哲在《石室札记》中认为，敦煌莫高窟第290窟很可能就是李贤担任瓜州刺史期间，主导营造的功德窟。学者李茹在《敦煌李贤及其功德窟相关问题试论》一文中认为，第290窟内壁画与塑像应当是北周保定三年（563）完成，而窟内的供养人画像大概率就是李贤及其亲属、僚属的形象。

诏曰：

“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贤，斯土良家，勋德兼著，受委居朕，辅导积年。念其规弼，功劳甚茂。食彼桑椹，尚怀好音，矧兹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抚居此，不殊代邑，举目依然，益增旧想。虽无属籍，朕处之若亲。凡厥昆季乃至子侄等，可并豫宴赐。”

这封诏书是记载北周历史的《周书》收录在李贤本传的一封由北周武帝宇文邕下达的，考虑到文中有“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贤”的称谓，这封诏书的下达时间应当正是李贤在瓜州刺史任上之时。值得注意的是，宇文邕并非是在长安朝廷中下达这封诏书，而是在西巡原州，到访自己曾经度过6年光阴的李贤家时下达的。这在封建王朝的君臣关系中，堪称佳话，更是李贤乃至整个原州李氏家族的殊荣，所以《周书》才会全文录入这篇诏书。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从文物角度看，敦煌莫高窟第290窟是李贤主导营造的功德窟，固原李贤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如今也是固原市博物馆的重要收藏，其中一款鎏金银胡瓶，还在器身上錾刻有古希腊特洛伊故事的情节。李贤的曾孙女李静训墓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碑林博物馆。另外，李贤主政的河州，境内有一座炳灵寺石窟，现在也存有一定数量的北周洞窟，或许也有李贤主导营造的遗迹。

1200多身供养人由来

于义字慈恭……少矜严，有操尚，笃志好学。大统末，以父功，赐爵平昌县伯，邑五百户。起家直阁将军，其后改封广都县公。周闵帝受禅，增邑六百户。累迁安武郡太守……进封建平郡公。

李贤之后，便是建平公于义担任瓜州刺史，建平公是于义的爵位，其父于谨为燕国公，是“国公”级别，建平公全称应为建平郡公，为“郡公”级别，次其父一级。在此之前于义很可能担任的是邵州刺史，此时于义的父亲于谨担任雍州牧、坐镇长安，是北周京畿之地的行政长官；大哥于寔刺勋州、坐镇山西稷山，正处于周齐前线；另一兄于翼刺渭州、坐镇陇西，把控着关中平原的西大门，均是北周的军政重地。于义坐镇的邵州位于今山西省垣曲县，正是扼守长安以东崤函古道、黄河沿线乃至轵关陉等要道的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北周东部与北齐对峙的国境线与战线所在。

根据学者施萍婷在《建平公与莫高窟》一文中考证，《隋书》载于义“明、武世，历西兖、瓜、邵三州刺史”，西兖、瓜、邵三州的任职履历，应是中古时期史书常见的语序颠倒，毕竟北周只有在灭北齐后才能拥有西兖州的地盘。于义真正的任官顺序，应为邵州、瓜州、西兖州。根据李贤离开瓜州，到任河州的时间，于义很可能是在保定五年（565）左右出刺瓜州的。

与此同时或稍后，于寔调任延州刺史（治今陕西延安）、于绍担任绥州刺史（治今陕西绥德），延州、绥州都是北周北部边疆防御突厥的军事重镇，于寔子于顗担任郢州刺史（治今湖北钟祥），负责监视隔壁的傀儡西梁政权，于翼甚至入朝以大将军身份掌管中外宿卫兵事，成为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禁卫军统帅。他们的父亲于谨天和三年（568）在雍州牧任上去世。由此可见，于义在出任瓜州刺史主政敦煌时，家族势力是如何之强大。

北周时期的洞窟基本上都处于莫高窟南区中段北部北魏后期及西魏时期所开洞窟附近，位于崖壁中层的编号第290—305窟，以及上层的第428窟、429窟均是北周时期开窟。其中，第428窟不仅面积最大、供养人数量最多，而且还处于北周时期营造洞窟最高的位置，雄踞北周诸窟之上，无疑是《圣历碑》记载于义主政敦煌期间修造的大窟。

在莫高窟第428窟的1200身供养人中，有一身位于东壁门南上排第二身的供养人画像，存有墨书榜题，写作“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供养，而在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S.2935《大比丘尼羯磨经》题记中有“天和四年岁次己丑六月八日写竟，永晖寺尼智宝受持供养，比丘庆仙抄讫”的字样，其中“天和四年”为569年，正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尚未亲政的宇文护专权晚期，也是建平公于义主政瓜州敦煌期间，由此形成一个间接证据，证明第428窟与于义相关。我们并未在敦煌莫高窟北周时期的壁画中发现像西魏大统四年、五年那般明确的年号题记，这处通过比丘庆仙产生的藏经洞文书与敦煌壁画墨书题记的对应，弥补了洞窟内未见北周纪年的缺憾。

比丘庆仙来自晋昌郡，也即今天的甘肃省瓜州县，当时是敦煌郡所属瓜州下辖的郡级政区，与敦煌郡处于同一州范围内。虽然晋昌郡距离敦煌郡有两百里的路程，不过考虑到属于晋昌郡的榆林窟在唐代被视为与莫高窟并列，两窟僧侣也常常交流。晋昌郡比丘庆仙出现在第428窟的壁面上倒还算瓜州范围内的内部交流。不过，人们也发现了一处写作“凉州沙门比丘道珍”的墨书题记，此时的凉州正处于于义的大哥于寔管理之下，于寔担任的不仅是凉州刺史，且是凉州总管，这一职务在北周是相当重要的封疆大吏。那么，凉州道珍也很有可能是凉州总管于寔派来共襄盛举的。

“凉州沙门比丘道珍”的墨书题记也解释了为何第428窟会出现1200多身供养人，他们很可能不仅来自于义治下的瓜州诸郡，也包括整个河西走廊全线的僧侣与权贵，很可能于义是借用其家族权势、联络凉州总管于寔，共同组织来自整个河西走廊各郡县的贵族、豪族众筹开凿的第428窟，或许于寔、于义及其眷属、僚属的形象也出现在这1200身供养人当中，考虑到北朝隋唐时期修造石窟，都会为亡父母或其他重要眷属代为榜题的习惯，那么这1200多身供养人中，是否还会有西魏、北周时期两朝重臣于谨的形象？或许也是一个值得去寻觅的问题。

北周建德三年（574），周武帝宇文邕为整合国家人力资源发动灭佛灭道运动：

“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予王公。其他奉祀崇拜，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然而这场运动很难说得上有多么彻底，尤其是对各大石窟寺冲击较小。可能因为比起通都大邑的佛寺，身处山林的石窟寺一般僧团规模都比较小，聚敛的财产与人口远远没有城内寺观多，所以我们现在依旧能够看到北朝乃至十六国时期的大量石窟。而且，寺观塔庙是赐予王公贵族的，而王公贵族之中不乏佛教信众，他们大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四年后，周武帝驾崩，灭佛灭道也随之告终。

1200多身供养人，布满全窟壁画下部，从佛教教义上来看，是“众生平等”的“同登正觉”。从现世权威的角度看，既是于义本人号召力的展现，也是全体敦煌乃至河西官僚高僧的一次集体亮相，是于义与众人功德与威望的纪念丰碑。

参考文献：

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史话》

王惠民《千年凿击而成的顶尖神话莫高窟》

任积泉《史小玉与千手千眼观音壁画》

敖特根《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断代研究综述》